年冬天，老贺（本名贺中）去探望“退隐”诗人马高明，还在他家中翻到了年版的《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》。看到这本有着特别意义的“北京诗集”，老贺的思绪被拉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那个中国当代诗歌蓬勃发展的“黄金时期”。

诗人老贺。/受访者供图

在接受《新周刊》采访时，老贺回忆了《诗歌报》年举办的“现代诗群体大展”，那次大展发表了多位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和宣言，对方兴未艾的第三代诗歌进行了一次空前的集结与展示。从那以后，更真实、更生动、更具现代性的诗歌写作，逐渐成为了诗坛的主潮。当然，在这座里程碑上，不乏顾城、食指、芒克、雪迪等一众土生土长的“北京诗人”。

80年代末，老贺在北京开始了诗歌创作。在他的记忆里，虽然诗人在各个地方均有分布，但北京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心场域之一，诗歌写作的地域性非常明显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城市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交融成为常态，地域性也渐渐变得模糊起来。

“将三十年放在三个月里浸泡/多余的时间/从院墙上缓缓坠落”（老贺《六月里的无题》）。

老贺的诗里，时间总是“具象”又“虚幻”，正如时间一晃过去了三十几年，当“北京诗人”的概念不自觉地在他脑海中出现的时候，一切都恍若隔世。同时，一个疑问也产生了——作为成长地标与时间流淌的“北京诗歌”线索是不是中断了？

《燃烧时间的灰烬——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》老贺编

带着这个疑问，老贺从以北京为核心的朦胧诗开始往后梳理。他发现，当80年代全国性诗歌运动开始后，更多的年轻诗人进入了新诗探索时期；90年代，全国各地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云集北京。自此以后，因为当代诗歌的渐渐边缘化，“北京诗歌”无论是从地理上还是从文化上，都先后淡出了大众视野。

然而，不能忽略的是，早年由北京青年诗人成立的“太阳纵队”“白洋淀诗群”“圆明园诗社”等继承下来的诗歌传统，一直在每个“北京诗人”身上自由地延展。

在老贺看来，诗歌创作可以有地理特点，但诗歌不应该有地域之分。如今，仍然用30多年前的方法进行收录，多少是有些对随时光已逝的“北京诗歌江湖”的追慕，但也不失为一种重新开启的角度和方式。毕竟，诗歌才是主角。

朦胧诗之后，谁是“北京诗人”？

年夏天，黑大春与雪迪、大仙、刑天、殷龙龙、戴杰、刘国越等一批北京青年诗人成立了“圆明园诗社”。据他们回忆，那个时候圆明园不收门票，整个区域都是开放的，骑车从一零一中学穿过去，夏天的芦苇跟人一样高。福海有时候有水，有时候没水，阳光照在山坡和芦苇上，仿佛一片野景。

在这里，诗社举办了多场诗歌朗诵会，吸引了北京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。继70年代末期的朦胧诗之后，“圆明园诗社”以风格迥异的诗歌创作，对诗界产生着影响。

黑大春、戴杰、刘清正(从左至右)与北大学生在“圆明园诗社”活动中留影。/受访者供图

老贺早在80年代便结识了不少“北京诗人”，正是这些诗人和诗，对老贺产生了不限于文字和审美上的影响。读黑大春的诗的时候，他的视觉与听觉生动转换，体验与想象力高度融合，现代汉语抒情诗居然可以这么美妙——“仿佛最后一次聆听漫山遍野的金菊的号声了”（黑大春《秋日咏叹》）。

—年间，老贺在选编诗集时，注意到了许多曾经被朦胧诗的光芒掩盖的“北京诗人”。他试图串联起这些“散落的珠子”，便确定了三个标准：一是朦胧诗之后的诗人，二是从小在北京成长起来的诗人，三是基本已进入创作成熟时期并且一直坚持在写诗的诗人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老贺发现了不少“遗珠”。

“比如宋逖（本名王京生），我对他的诗印象深刻，但以前不知道他是北京人，虽然我们认识。”老贺把诗歌和北京联系起来后，身边的“北京诗人”便一一浮现出来。《北京诗刊》的主编李津兰（诗人守静笃）经常让老贺给诗刊推荐诗歌作品，但其实她自己也一直在创作。作为好友，这样的“打探”也让老贺对他们多了一层了解，随着“收集”越来越多，那些自然地浸染过北京气息的诗歌，也都变得清晰起来。

近期，老贺编写完《燃烧时间的灰烬——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》一书。/受访者供图

最让老贺意外的是黄燎原，在他印象里，黄燎原一直在写作、音乐节、画廊之间切换。平时不怎么